清明雨上归故里，三嫂坟前释前嫌

　　她把围裙边攥进手心里。

　　“俺好几年没来了。”

　　她顿了顿。

　　“俺不是不想来。俺是不敢来。”

　　风从北边吹来，把坟头的枯草吹得沙沙响。三嫂蹲在坟前，把那棵山丁子苗扶正，往根上培土。土很松，她用手一点一点拢。培着培着，她的手停了。

　　“娘，俺嫁进杨家那会儿，你送俺到屯子口。你拉着俺的手说，翠花，到了婆家别让人瞧不起。”

　　她顿了顿。

　　“俺记着你这句话，记了三十二年。”

　　她把围裙边攥得更紧了些。

　　“可俺走岔道了。”

　　刘三柱蹲在坟边，把那根红绸子从怀里掏出来。绸子叠得方方正正，他把它展开，系在山丁子苗的枝条上。红绸子在风里飘，像正月十五秧歌队甩出的那道弧线。

　　“娘，”他开口，声音很低，“俺也来看你了。”

　　他顿了顿。

　　“俺以前不是东西，偷过鸡，赌过钱，欠过债，把您气病了。您临走那几天，俺没在跟前。”

　　他把绸子的边角捋平。

　　“俺现在改了。姐带着俺，翠花坊的炒锅，俺掌头锅。一个月挣四十二块，年底还有分红。”

　　他把绸子系紧。

　　“娘，您瞅着俺。”

　　雨停了。

　　太阳从云缝里漏下来，照在那棵新栽的山丁子苗上，照在那根飘动的红绸子上，照在三嫂花白的头发上。

　　三嫂在坟前跪了很久。

　　刘三柱蹲在她旁边，把那一叠黄纸一张一张拆开，拢成一堆，划了火柴。火苗子蹿起来，把纸灰卷上天空，纷纷扬扬的，像黑色的雪。

　　三嫂望着那些纸灰。

　　“娘，”她说，“俺跟三柱和好了。”

　　她顿了顿。

　　“俺们姐弟俩，往后好好过日子。”

　　她把围裙边松开。

　　“您放心吧。”

　　从坟地回来，三嫂在刘老舅家坐了一下午。老头把那编了一半的筐编完了，又起了一个新头。柳条子在他手里沙沙响，像蚕吃桑叶。

　　“翠花，”他没抬头，“你娘活着那会儿，最惦记的就是你。”

　　三嫂把茶杯捧在手心里。

　　“俺知道。”

　　“你不知道。”刘老舅把一根柳条子弯过来，别进筐沿里，“你娘临咽气那几天，一直念叨你。她说翠花这辈子不容易，让俺多帮衬你。”

　　他把那根柳条子别紧。

　　“俺一个种地的，能帮衬你啥？”

　　三嫂没说话。她把茶杯放下，站起来。

　　“二舅，你帮衬俺够多了。”

　　刘老舅没抬头。

　　“中。”

　　傍晚，三嫂和刘三柱搭末班车回靠山屯。

　　车开出刘家屯时，三嫂趴在车窗上，回头看了一眼。屯子越来越小，最后变成暮色里一个模糊的黑点。她把围裙边攥进手心里，攥得很紧。

　　“姐，”刘三柱坐在她旁边，“明年清明，俺还陪你回来。”

　　三嫂没答。她把围裙边松开。

　　“……中。”

　　回到靠山屯，天已经黑透了。翠花坊的灯还亮着，炒锅歇了，车间里静悄悄的。三嫂推开门，把那盏灯拉灭，站在门口，望着窗外那片黑沉沉的夜色。

　　她把那条洗得发白的围裙从帆布包里掏出来，系在腰间，系紧。

　　“三柱，”她没回头，“明儿个早点起，老马那批货催得紧。”

　　刘三柱站在她身后，把那两根红绸子从怀里掏出来，叠好，塞进车间门后的钉子上，和那条磨白了边角的旧围裙并排放着。

　　“……中。”

　　三月初九，杨振庄收到若菊从北京寄来的信。信是从国家集训队驻地寄出的，牛皮纸信封，右下角印着“中国数学奥林匹克”的红字。他把信封拿在手里，对着窗户照了照，拆开。

　　信纸只有一页，字迹还是那么工整，笔画还是那么有力。

　　“爹、娘、三娘、三叔、大姐、二姐、三姐、七妹、继业：

　　俺在北京挺好的。集训队每天上课、做题、考试，比省城还忙。俺住四人间，室友是湖南、四川、山东来的。她们说话俺听不太懂，她们也听不太懂俺说话。可她们人都好，教俺说普通话，俺教她们吃开口笑。

　　三娘上回捎的那瓶榛子酱，俺分给室友尝了。她们说没吃过这么香的东西，问俺是不是在省城买的。俺说是俺三娘亲手做的。她们说想给俺三娘写信。

　　俺通过了第二轮选拔，下个月要去参加国家队选拔。要是选上了，今年七月代表国家去参加国际比赛。

　　俺挺好的，不用挂念。

　　若菊

　　一九八九年三月初八”

　　杨振庄把信看了三遍。他把信纸叠好，塞进内兜里，和那张泛黄的三好学生奖状并排放着，和那张林场庞副场长写的便笺并排放着，和那封周校长亲笔写的录取通知书并排放着。

　　他把内兜按了按。

　　“若兰，”他说，“给你四妹回信，让她在北京照顾好自己。家里啥都好。”

　　若兰点点头，把钢笔拧开。

　　“爹，还有啥要写的？”

　　杨振庄想了想。

　　“写上：三娘说，榛子酱管够。”

　　窗外，暮色四合。翠花坊的炒锅歇了，榛子林的麻雀归巢了。杨振庄站在窗前，把那盆君子兰往里挪了挪，把结了厚霜的玻璃窗推严实，站了很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