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把头重病吐遗言，猎队薪火有传人
“山神庙……”赵老蔫阖着眼，“三年没修缮了。你记得……开春……去烧炷香……”
“我记得。”杨振庄说。
“犴角展柜……玻璃脏了……你让翠花擦擦……”
“我让她擦。”
“明哲那盘磁带……你再翻录一盘……别回头听没了……”
“我这就去办。”
赵老蔫的嘴角慢慢弯起来。
他不再说话了。
炉膛里的火苗跳动着，映在他沟壑纵横的脸上，一明一暗。
窗外，暮色四合。
二道沟的炊烟升起来了，和靠山屯、西沟屯、北坡屯的炊烟一起，袅袅地融入长白山铅灰色的天际线。
王建国跪在炕沿边，把师傅的手贴在自己额头上。
他三十一了。
三十一年来，他从没像这一刻那样清晰地意识到——有些东西，是真的会走的。
杨振庄从二道沟回来，天已经黑透了。
他没回家，直接去了合作社展览室。
灯打开，那副二十三岔的犴角在日光灯下泛着乌金色的光泽。玻璃展柜边上，赵明哲送的海东青谱静静躺着，桦树皮的边角微微卷翘，像在等待什么人的手指将它展平。
录音机里还放着那盘磁带——赵明哲讲熬鹰的那盘。
磁带转到了尽头，发出沙沙的空转声。
杨振庄按下退仓键，取出磁带，翻到B面，又按下了播放键。
赵明哲沙哑的嗓音从喇叭里传出来：
“……熬鹰这事儿，说难也难，说易也易。难的是熬人，易的是熬鹰。你把自个儿性子磨平了，鹰自然就服你。”
他顿了顿。
“我爷爷传下来一句话——鹰不认狠人，只认稳人。”
杨振庄把磁带倒回去，从头再听。
听了一遍，两遍，三遍。
他想起赵老蔫说过的那句话——老冬狗子传了上百年的规矩，不是光背下来就够的。
得有人接着念。
他从兜里摸出一个崭新的空白磁带盒，拆开塑料封皮，把录音机里那盘旧磁带取出来，放进双卡录音机的B仓。
按下对录键。
红灯亮了。
磁带缓缓转动，把赵明哲苍老的声音、赵老蔫四十年前在二道白河会鹰的回响、还有这片林子里所有老把头们用命换来的规矩和敬畏——
一点一点，翻录进新的带子里。
窗外的雪又下起来了。
三嫂刘翠花站在翠花坊门口，望着合作社展览室那扇亮着灯的窗户，把围裙边攥进了手心里。
“翠花婶儿，还不下班？”王老好媳妇探头问。
三嫂没答话。
她忽然转身，蹬蹬蹬跑进车间，从那排刚封好口的开口笑榛子礼盒里抽出一盒，揣进怀里，又蹬蹬蹬跑出门。
王老好媳妇追在后面喊：“翠花婶儿，您上哪儿？”
“二道沟！”三嫂头也不回，“给老蔫叔送榛子！”
雪越下越大。
三嫂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积雪里，怀里的开口笑榛子还热着，隔着棉袄烫她的心口。
她四十五了。
四十五年来，她头一回这么清楚地知道——有些东西，等不起。
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七日，立冬后第十天。
赵老蔫走了。
老爷子走得很安详。头天晚上还喝了一碗三嫂送来的小米粥，嚼了五颗开口笑榛子，跟守在炕沿边的李二虎念叨：“这榛子炒得火候到了，壳崩得利索，仁儿不艮。”
李二虎说：“师傅，这是翠花婶儿亲手炒的，挑了二斤最大的。”
赵老蔫点点头。
“你告诉她，往后榛子坊就照这个火候炒。”
那是他留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句话。
凌晨三点二十分，李二虎从二道沟打来电话，声音哑得像砂纸磨过铁板。
杨振庄放下话筒，在炕沿边坐了很久。
王晓娟把继业抱到东屋，回来时看见丈夫还坐在那里，手里攥着那根赵老蔫用过的鹰杆。
榫头重新打磨过，楸木杆身被他盘的溜光。
他把鹰杆立在墙角，跟老套筒猎枪并排放着。
“他爹……”王晓娟轻声喊。
杨振庄站起来。
“我去合作社。”他说，“老蔫叔的灵堂，就设在展览室。”
灵堂设在合作社展览室，是杨振庄定的。
有人说不合规矩——灵堂哪有设在合作社的？该设在二道沟老宅子才对。
杨振庄没解释。
他把那副二十三岔的犴角展柜挪到正中央，玻璃擦得一尘不染。犴角下面铺了黑布，黑布上摆着赵老蔫用了一辈子的烟袋锅、那根新做的楸木拐杖、还有一盘翻录好的磁带。
录音机开着，赵明哲沙哑的嗓音在屋里低低回响。
“……鹰不认狠人，只认稳人……”
三嫂刘翠花带着翠花坊的女工们，连夜赶制了一百二十朵白纸花，每朵叠得周周正正，花心用黄漆点了一星。
王老好媳妇一边叠一边抹泪，把白纸都洇花了。三嫂不骂她，只是把自己叠好的那摞推过去，把她洇花的那摞换过来。
“翠花婶儿，”王老好媳妇哽咽着，“俺没见过老蔫叔几回，可俺咋就……咋就这么难受呢……”
三嫂没答话。
她把一朵白纸花别在围裙上，别得端端正正。
王建国带着猎队那十七个徒弟，跪在灵堂两侧，从早上跪到黄昏。
他们没说话，也没哭。就那么直挺挺地跪着，像十七棵被风刮弯了腰、却怎么也折不断的老树。
县里李书记来了。省文化厅郑处长发来唁电。鹰屯赵明哲打不通电话，让儿子赵继锋连夜骑摩托车赶了三百里山路，凌晨四点进屯子，裤腿冻成两根冰柱子。
赵继锋在灵堂前磕了三个头，把他爹那根鹰杆供在赵老蔫烟袋锅旁边。
“老蔫叔，”他声音发哽，“俺爹腿脚不利索，来不了。他让俺跟您说——四十年前那场鹰会，他输了，输得心服口服。”
他顿了顿。
“下辈子，他还跟您会鹰。”
杨振庄站在灵堂门口，从清晨站到黄昏。
他没跪，也没哭。
继业骑在爹脖子上，手里攥着一朵三娘给的小白花。他太小了，还不懂死是啥意思。他只知道老蔫爷爷睡着了，再也不能给他讲犴的故事、熬鹰的故事、山神爷的故事了。
“爹，”他奶声奶气地问，“老蔫爷爷上哪去了？”
杨振庄望着窗外渐渐暗下来的天色。
“进山了。”
“他啥时候回来？”
杨振庄没答话。
他把儿子放下来，蹲下身子，平视着那双清澈的眼睛。
“继业，”他说，“你记着。”
继业眨巴着眼睛。
“老蔫爷爷这辈子，教了十七个徒弟，打过犴、熬过鹰、还过山神爷的账。”
他顿了顿。
“他没啥遗憾了。”
继业似懂非懂地点点头。
他把手里那朵小白花放在灵堂前的黑布上，放在那根磨秃了的鹰杆旁边。
小花太小了，几乎看不见。
可它在那儿，白生生的，像开在早春头一场雪里的冰凌花。
出殡那天，长白山放晴了。
阳光从云缝里漏下来，照在二道沟那三间土坯房的屋顶上，照在老槐树光秃秃的枝丫上，照在合作社展览室那副二十三岔的犴角上。
赵老蔫的骨灰没有进祖坟。
这是老爷子生前的遗愿——把他撒在野狼沟，撒在他十七岁头一回跟老把头进山的地方。
杨振庄带着猎队走了三十里雪路。
王建国捧着骨灰盒走在最前面，孙铁柱扛着那根楸木拐杖，李二虎抱着那盘翻录了三遍的磁带。
十七个徒弟，一个不落。
走到野狼沟口，杨振庄停下脚步。
他打开骨灰盒，把赵老蔫的骨灰一把一把撒进风里。
灰白色的粉末在阳光下闪烁了一瞬，随即被山风卷起，飘向沟壑深处，飘向那片老爷子守护了一辈子的林子。
王建国跪在雪地里，把头埋得很低。
孙铁柱把拐杖插在沟口，让它替师傅守在这里。
李二虎按下录音机的播放键。
赵明哲沙哑的嗓音从喇叭里传出来：
“……熬鹰这事儿，说难也难，说易也易。难的是熬人，易的是熬鹰。你把自个儿性子磨平了，鹰自然就服你……”
声音在山谷里回荡。
远处的林海沉默着。
忽然，不知是哪棵落叶松的枝头，传来一声苍凉的鹰唳。
那声音越过沟壑，越过积雪，越过四十年的光阴。
像一声迟来的回答。
一九八七年冬，赵老蔫走后第二十三天。
靠山屯猎文化传承基地的冬季培训班如期开班。
王建国站在讲台上，左臂平端，架着那只毛色渐深的小鹰。他按照赵明哲教的口诀，把一块鸽肉托在掌心，凑近鹰喙。
“这。”他发出短促的口令。
鹰歪着头看他。
琥珀色的眼珠缓缓转动。
它低下头，啄起那块肉，仰脖咽了下去。
王建国轻轻摸了摸它的胸羽。
台下坐着二十二个学员，最大的五十三岁，最小的六岁——继业坐在第一排中间，小身板挺得溜直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讲台上那只鹰。
杨振庄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。
他把烟点着了，又掐灭，没抽。
窗外，榛子林的枝头压着厚厚的雪。
翠花坊的炒锅响了，啪，啪，一颗颗榛子裂开了口子。
合作社展览室的灯还亮着。日光灯照在那副二十三岔的犴角上，照在那张发黄发脆的海东青谱上，照在那根磨秃了榫头又被重新打磨光亮的鹰杆上。
录音机里，赵明哲的磁带还在转着。
他的声音从喇叭里传出来，沙哑，却一字一顿。
——“鹰不认狠人，只认稳人。”
——“你性子稳了，这鹰才算你养的。”
——“你性子不稳，这鹰早晚飞回林子，再不回头。”
杨振庄站起来，走到窗前。
窗外，长白山的林海在暮色里沉默着。
风从北边吹来，穿过光秃秃的枝丫，呜呜咽咽的，像谁在远处喊一个人的名字。
他听不清喊的是谁。
可他知道，那个人一定听见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