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嫂学成返屯里，榛子坊里起风波
“啪。”
第一颗榛子裂开了口子，像咧嘴笑的孩子。
“啪、啪、啪……”
噼里啪啦的声音越来越多，炒锅像一锅煮沸的欢笑。
三嫂关火，用铁筛把榛子和热砂分离。她捏起一颗，壳儿轻轻一掰就开，仁儿完整，金黄油亮。
她没尝，递给身边的若兰：“兰子，你尝尝。”
若兰接过榛子，放进嘴里，嚼了嚼。
“三娘，”她眼睛亮了，“比县供销社卖的还香！”
三嫂站在原地，手还攥着铁筛，指节泛白。三个月离家的孤独，四十三年被人瞧不起的委屈，在这一刻，全化了。
她没有哭，只是把铁筛放下，慢慢走到厂房门口，仰头看着那块还没挂牌匾的门楣。
“翠花婶儿，咱加工坊叫啥名儿？”有个年轻社员问。
三嫂回过神。这些天光顾着忙设备，名字还没顾上想。她张了张嘴，想说“靠山屯榛子坊”，又觉得太土；想说“长白山珍品”，又觉得太虚。
“叫翠花坊吧。”身后传来杨振庄的声音。
三嫂猛地转身。杨振庄不知什么时候来的，站在人群外，还是那副波澜不惊的表情。
“老四，这……这哪行……”三嫂慌了，“俺一个妇道人家，哪能用自个儿名字……”
“你用自个儿名字咋了？”杨振庄说，“活儿是你学的，坊是你建的，第一锅榛子是你炒的。不用你的名，用谁的名？”
他顿了顿，声音不高，但全场都听得清清楚楚。
“三嫂，靠山屯合作社不埋没任何一个干实事的人。”
三嫂没说话。她转过身，仰头看着那块空荡荡的门楣，肩膀轻轻颤抖。
三天后，匾额挂上去了，红布揭开，露出三个烫金大字——
“翠花坊”
三嫂站在匾额下，让三哥给她拍了张照片。照片里她穿着那件熨得板正的蓝布衫，头发梳得一丝不乱，嘴角抿着，像笑又像没笑。
这张照片后来一直挂在她家堂屋最显眼的地方，和儿子的奖状、结婚证并排挨着。
榛子坊的生意比预想的更好。
头一批开口笑榛子送到县供销社，采购科长尝了一颗，当场拍板：“有多少要多少！”榛子酱送到省城宾馆，厨师长追着打电话问配方。最抢手的是榛子糖，连市里百货大楼的采购员都开车上门提货，硬是在翠花坊门口排了两小时队。
三嫂忙得脚不沾地，却像换了个人。从前那个爱嚼舌根、爱占小便宜的刘翠花不见了，站在炒锅边的，是个话少、手快、心里有数的坊长。
工人们起初有些怵她——毕竟是杨董事长的三嫂，谁敢不听招呼？干了几天才发现，三嫂对人从不高声，活儿干得好她点点头，活儿有毛病她也不骂，只是沉着脸让你返工。那脸色比骂人还让人难受，几个年轻社员背后嘀咕：宁可得罪董事长，别得罪翠花婶儿。
可月底发工资时，大伙儿又都咧嘴笑了。三嫂定的是计件工资，多劳多得，熟练工能开到三十八块，比养殖场还高五块。
消息传开，屯子里的妇女们坐不住了。
这天傍晚，三嫂正在作坊里盘点原料库存，门帘一挑，进来三个女人——领头的是刘家大嫂，后头跟着张寡妇和王老好的媳妇。
“翠花婶儿，忙着呢？”刘大嫂满脸堆笑。
三嫂放下账本：“大嫂，有事儿？”
“那个……”刘大嫂搓着手，“俺们几个想来问问，咱作坊还招人不？”
三嫂没急着答话。她想起三年前，也是这些人，在屯子口大槐树下嚼舌根，说她刘翠花是“扫把星”“搅家精”。现在她们站在她面前，眼神里有讨好，也有惶恐。
她没提那些陈年旧账。
“招。”三嫂说，“但俺把丑话说前头——俺这儿不养闲人，不养碎嘴子，不养偷奸耍滑的。能干，留下；不能干，趁早走。”
三个女人小鸡啄米似的点头。
“大嫂，你手稳，明儿来上包装机。”三嫂翻开笔记本，“张嫂子，你识字，管原料记账。王老好媳妇……”
她顿了顿，看着对方那双粗糙皲裂的手。
“你进炒制车间，跟着俺学看火候。学成了，一个月四十打底。”
王老好媳妇愣住了。她男人瘫了五年，家里穷得叮当响，屯子里谁见了她都绕着走。
“翠花婶儿，俺……俺能行吗？”
三嫂看着她，声音不高，却一字一顿：“俺四十三了，三个月前连秤都认不全。你能比俺还笨？”
王老好媳妇眼泪刷地下来了。
翠花坊的名声，就这么一点一点传开了。
六月里，县妇联来人调研，说要写个“农村妇女创业”的典型材料。三嫂被拉着拍了半天照，记者问啥她答啥，不夸大，也不谦虚。
记者问：“刘翠花同志，您认为您成功的秘诀是什么？”
三嫂想了想，说：“俺有个好小叔子。”
记者一愣，还想追问，三嫂却不肯再说。
那天晚上，三嫂炒了二斤开口笑榛子，让三哥送到杨振庄家。
杨振庄正在灯下看若兰做的季度报表，接过榛子，搁在桌角，没尝。
“三哥，三嫂这些日子干得不错。”他头也没抬。
“嗯，是。”杨振河搓着手，“老四，你三嫂让我捎句话——她说，榛子坊这个月毛利有一千二了，她想把设备款提前还上。”
杨振庄终于抬起头，看了三哥一眼。
“不急。设备款合同写的是年底结清，按合同办。”他顿了顿，“你让她存着钱，年底还有分红。”
杨振河应着，却没走。他站在那儿，像还有话说，又不知咋开口。
“三哥，还有事？”
杨振河憋了半天，憋出一句话：“老四，你说……你说你三嫂这人，是不是真变了？”
杨振庄没答。他拿起报表，继续看。杨振河以为他不耐烦了，讪讪地转身要走。
“三哥，”杨振庄忽然开口，声音很轻，“三嫂是变了。可你知不知道，她是咋变的？”
杨振河站住了。
“你戒赌那会儿，她没变。”杨振庄说，“你让她回养殖场干活，她也没变。你替她求情，让她回家，她还是没变。”
他放下笔，看着窗外黑黢黢的夜色。
“她是在县城那三个月变的。不是谁教她，是她自己想明白的。”
杨振河愣愣地听着。
“三哥，”杨振庄转过头，“三嫂这辈子，头一回有人正正经经叫她一声‘同志’，头一回有人让她坐在课桌前学本事，头一回有人问她‘你这主意咋样’——不是听她的主意，是真心问她。”
他顿了顿：“三嫂是个人。是个人，就得活出个人样儿来。”
杨振河站在那儿，像被人点了穴。好半天，他点点头，啥话没说，转身走了。
第二天，三嫂照常卯时到坊，换工作服，检查设备，开早会。她不知道杨振庄跟三哥说了什么，只觉着三哥看她的眼神不一样了——不是从前那种歉疚、讨好、小心翼翼的看，而是平视的，像看一个和他并肩站着的人。
她没问。四十三岁了，她学会了一件事：有些话，不说比说更有劲儿。
翠花坊的生意越来越红火。到了六月底，第二台炒锅也上马了，工人从六个增加到十二个，厂房旁边又搭了一间库房。
三嫂越来越忙，可脸上笑模样多了。从前她笑，是讨好的、怯生生的、怕人不高兴。现在她笑，是干活干得顺溜时嘴角自然弯起，是看着一锅金灿灿的榛子出锅时眼里有光。
那天傍晚，杨振庄路过翠花坊，站在门口往里瞅了一眼。
三嫂正蹲在包装机前，手把手教刘大嫂调封口温度。她侧脸的线条被夕阳镀了一层金边，头发从工作帽里滑落一绺，随手掖到耳后。
杨振庄没进去，站了一会儿，转身走了。
三嫂抬起头，从窗户里看见那个熟悉的背影越走越远。
她没喊，继续低头教刘大嫂调机器。
“温度再低五度，封口太烫容易卷边。”
“哎，好。”
夕阳把翠花坊的匾额照得金灿灿的。
“翠花坊”——三个大字，一笔一划，端端正正。
这是靠山屯头一回用女人的名字命名的作坊。
不是杨振庄赏的，是她刘翠花自己挣来的。